我们关于朝鲜军事体制变化的十个预测
作者 / 林海东 车英赫
1月19日，朝鲜召开劳动党第八届第六次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1·19会议）。会议因应美国敌朝政策和军事威胁已经达到“再也不能容忍的危险地步”，一致认为要更加彻底做好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准备”，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以进一步可靠地、切实地巩固物质力量”；“重新部署了立即加强和发展更强有力的物质手段以切实压制美国愈演愈烈的对朝敌对行为的国防政策任务”。同时责成有关部门，全面重新审视朝鲜为建立与美互信关系而“曾率先主动采取的措施”，“及时研讨重启暂停过的一切活动的问题”。
1·19会议上的金正恩
目前，外界据此将焦点集中于朝鲜是否将要撤销此前承诺、重新恢复核试验及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等。这种聚焦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根据我们的观察，在此方向之外，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
2020年5月，朝鲜召开第七届军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就总结分析、克服和改进人民军等国家全盘武装力量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偏向的途径、审核并改正不合理的武装力量改组机构和编制缺点、快速发展自卫国防力量，从新组建部队，进一步完善对威胁性外部势力的军事遏制能力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由此，在组织上、结构上对人民军等国家全盘武装力量进行改组和重组。据我们观察，这种改组和重组有可能在2021年9月国务委员会改组至2021年底的八届四中全会期间已经初步完成，朝鲜的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组织结构可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结合1·19会议“重新部署国防政策任务”的情况看，尽管这些任务以“立即加强和发展更强有力的物质手段”为主，但这些“物质手段”的实现显然要依托相应的组织结构。因此，有理由认为，1·19会议的“重新部署”可能也隐含朝军领导体制及组织结构的变化。
鉴于目前缺乏足够的信息证据支持，因此，我们决定，在现有公开信息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大胆预测。这种做法，与我们一贯的原则相悖，但因为事涉重大，所以，我们准备破个例，鲁莽一回。用车英赫将军的话说，这一回我们共担“说错”的风险。
从金总执政十年的情况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回归”倾向，即从金正日先军政治转向金日成时代的“正常国家”形态。
目前朝鲜所奉行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实际上更倾向于“以主体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金日成主义；以“先军政治”为核心的金正日主义在这里更像是一种“配享”。
这种回归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在国家基本大政方针、政策路线上也是如此。金总十年来所坚持的总路线，虽然在表述上发生多次变化，但其核心实质并未脱离“并举路线”。
而并举路线的渊源要追溯到1970年代金日成提出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举路线”。以下简单看一下金总十年来的路线变化——
2013年劳动党三月全会，在先军大旗（遗训政治）下确立“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路线”。国防建设的主题集中于“核武力建设”。
2018年4月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宣布“并举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停止核试验与核武生产，转向“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经济建设路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全面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并举路线”的变种，在全盘工作中“优先重视经济工作”的背后，作为全盘工作之一的国防建设并没有被放弃，只是从核武力建设中暂时抽身，先进常规武器建设并未停止（在2018年零试射之后，2019年朝鲜频繁试射先进常规武器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2019年12月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外交和军事作为两翼保证”的“正面突破战”路线，这实际回归并举路线。
2021年劳动党八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以军事、外交为保障，对内以党建、社会管理为保障”的八大新路线。这一路线，实际上可以看做是七届五中全会“正面突破战”路线的升级版；同时，从八大五年计划中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所占的比重上看，也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举、内政与外交并举”的新版并举路线。
综上，金总执政十年来各时期基本路线的内核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举”，只是在外延上有所变化，实际上是对金正日时代长期奉行“先军政治”的一种纠偏、一种拨乱反正，是向金日成时代“正常国家”的回归。
简单讲，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时，朝鲜并不孤立于国际社会，在对外交往、内部发展上都呈现出“正常国家”的样貌。
纵观金总执政十年来朝鲜的变化，会发现，回归并超越金日成时代、恢复“正常国家”面貌，应是金总的愿景。这一愿景，建立在“安全”核心诉求上，亦即朝鲜的体制安全、政权安全以及金总的个人安全；而这一“安全”诉求，基于先军时代、先军政治遗留下来的历史包袱，这个包袱是金总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尽快甩掉的。
无论是“安全”诉求，还是“正常国家”愿景，首先要解决的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而建立新型朝美关系，则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等”问题；对等的途径，则是建立和完成“核武大业”。于是，我们才会看到2015-2017年间的核导暴走，才会看到“火星-15”之后的2018-2019。
如同之前的核导暴走一样，金总在建立新型朝美关系上也是一路狂飙突进的，只不过朝美关系问题并不像核导计划那样可以由金总一人掌控，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才会看到2018年6月新加坡的志得意满，才会看到2019年2月河内那场志在必得与铩羽而归的戏剧性转变，才会看到2019年6月板门店的心存侥幸，才会看到2019年10月斯德哥尔摩的分道扬镳，才会看到2020年近一年念兹在兹的“特殊亲密关系”，才会看到2020年特朗普败选带来的失落与失望。
金正恩与特朗普
即便失去了特朗普这个机会，但金总仍然把美国放在外交的第一优先方向上，尽管是以“制服美国”的进攻性姿态。拜登上台一年来，尽管朝美关系仍然处于僵局，但金总在对美方向上施展的种种手段，都说明他并不希望这一僵局持续下去，他需要在美国方向上取得进展。建立新型朝美关系是朝鲜通往“正常国家”的唯一途径，金总的这个认识其实从来未曾改变，不管他如何指责美国，也不管他射多少枚导弹。
在先军政治时代，国防委员会是国之最高领导机关，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是国之最高领导人，甚至连劳动党中央军委都要靠边站。金总从其父手中接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以国防、以军队为中心运作的国家。这样一个军事色彩浓厚的国家，显然与“正常国家”相去甚远（我们这里不讨论“世袭”问题，只简单提示一下，“世袭”实际与外界是否认可其“正常国家”地位关系不大）。
金总扭转这个国家走向的第一下重大动作，是2016年5月的劳动党七大。党代会的回归正常，标志着先军向先党、先军时代向劳动党时代开始过渡。第二个重大动作在七大结束之后一个月接踵而至——2016年6月，朝鲜修改宪法，取消国防委员会，组建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国务委员长拥有国家最高领导权，至此，朝鲜由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开始向“正常国家”转向。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国务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在体制上与“正常国家”接轨，是为建立新型朝美关系进行的一步重要铺垫，即在体制上解决了对外交往中的“对等”问题，尽管此时，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务委员长尚未获得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地位，直到2019年4月再次修改宪法时，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朝鲜前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曾经是“名义国家元首”
从组建国务委员会至今，这一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实际作用十分模糊，其实际运作情况鲜为人知，甚至有人将其当成一个“摆设”（2020-2021年间出现国务委员人事安排与总体人事变动脱节情况等）。
2021年9月，国务委员会进行人事调整，国务委员涵盖最高人民会议（崔龙海）、内阁及经济事务（金德训、吴秀容）、党务及组织（赵甬元）、军事（朴正天、李永吉）、安保（郑京择、张正男）、对南事务及外交（金英哲、金成男、李善权、金与正）等主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调整中，此前一直处于国务委员会内的军需工业部长和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被排除在外。
至此，国务委员会的架构变得趋向紧凑，尽管其组成人员成分复杂（党政军各口官员混杂），但这个人员组成以及之前金总不再参与代议员选举的情况，显示出“总统制”的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国务委员会是实际上的内阁；这里需要把朝鲜的现“内阁”（经济司令部）与此区分开来。在“内阁”意义上再来看国务委员会，就很容易理解国防省、社会安全省、国家保卫省为什么不隶属于现内阁，也很容易理解外务省为什么名义上隶属但实际不受现内阁领导（预测外务省未来极有可能脱离现内阁而直接隶属于国务委员会）。
从国务委员会组建以来的五年多时间来看，这个最高领导机关更像是作为“正常国家”的一种体制准备，其结构是逐渐理顺、逐渐趋向正常化的。
现在的国务委员会体制和军事领导体制之间存在一些不顺的因素；或者说，军队体制目前是国务委员会中唯一尚未理顺的体制。因此，基于上述“回归”、“正常国家”、“体制安排”三项基本认识，结合2020年5月至2021年底八届四中全会之间的一系列军队人事变动情况，我们认为，朝鲜的军事体制和军队结构可能发生某些重大变化。具体预测如下——
在劳动党时代“党军”原则前提下，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从而实现以金总为核心的劳动党中央对军事事务的绝对领导。党中央军政指导部作为军委日常办事机构运作，代表中央军委监督涉军政策、事务的落实与执行。
在“国务委员长制”（朝鲜式总统制）之下，金总作为“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可能已经无需“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这样一个体制，而是通过国务委员会及国防省来实施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
中央军委是否重新安排副委员长职务无法确认，有可能出现以负责军事事务的中央书记“文官领军”、总体分管军事相关事务。
国防省接受劳动党中央军委和国务委员会的领导，其权力范围回归至金日成时代，可能与当时吴振宇执掌（1976-1995）的人民武力部权力相当。除了不以文官为首之外，国防省可能成为美国国防部式的存在，成为朝鲜式五角大楼。国防省及国防相重新回归“军中首位”。
曾经的“军中首位”人民军总政治局及其局长地位略降，从名义上到实际上均归属国防省辖制，但作为劳动党在军中的代表，人民军总政治局在国防省序列中的地位可能相当于“国防省党委”。
人民军总参谋部可能改组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性质，从名义上到实际上均隶属于国防省领导；总参谋长相当于参联会议长性质，党内地位下降。
人民军的五军编制可能重归陆海空三军体制（近期仪仗队已恢复为三军），三军可能以军种部的形式隶属国防省；此前的陆军各军团可能归属新组建的陆军部管辖。
战略军可能保留军种名义，但编制仅为军团规模。
特战军可能不再保留军种名义，原特战军部队重新回归此前所属各军团。
国防科学院、第二经济委员会等武器研发、军需生产负责部门可能划归国防省管辖范围，由国防省负责其日常运作。党中央军需工业部可能不再负责具体实施，而是作为政策制定机构对其加以监督指导。
以上。
我们同时预计朝鲜近期可能召开军委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可能理顺军事领导体制，公布前期军队改组、重组的结果。而我们的以上预测是否准确，还要靠后续信息加以验证。